電影最大的特色，是全片以黑白而不添加任何色彩去拍攝，圖片式的高雄沉沉積雲，拆卸廢棄的輪船住宅以及雜亂的車房，譜出中年工人李武雄及其小女兒坎坷的人生。
片頭插入的一段發生在２００３年台北火車站前「跳天橋」的新聞片段，正好說明故事是改篇自真實事件。一個從高雄上來台北的男子，抱著女兒大喊社會不公，當時變成是很多消費者觀看新聞的議題。在編劇陳文彬的改動，變成一段無助父女的辛酸故事。
李武雄本來與私生女兒艱苦地一起，生活在貨輪油污和拆卸輪船的自我世界中。由於入學問題，面臨到戶籍登記，但按照相關戶籍法規，父親竟然不能成為監護人。李武雄為了女兒能夠合法相依而到處求助，包括到台北找同鄉立委幫忙。但個個部門只是互相推搪。結果導至「跳天橋」事件出現，政府基於保障「受害兒童」法律的處理，最後迫使父女分離。
導演辛辣地表現「羣眾」的劣根性，包括：一班「按本子辦事」的政府部門、只求追擊新聞的前線記者、一班打賭李武雄幾時跳下天橋的電視觀眾……。腐朽的制度和無情的羣眾把一個文盲的父親和天真的女兒構造出一個荒謬的結果。法制本應保障個體的自由，卻變成規管個體及家庭的離合。到底法律制度是解決悲劇，還是製造悲劇？
電影結尾那段鏡頭很有意思，李武雄在船上，女兒在碼頭邊，兩人互相對望，但父女重逢的背後，是在一羣社會局人員「保護」狀態下進行。
當李武雄這個小人物用原始的吶喊，來堅持自我權利時，立刻被社會描繪成激烈顛覆的行徑。所謂理性社會的平穩解決，正正是集體社會對個體施酷刑的真實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