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鳳毛
適逢今年二月世新大學劉永皓博士和黃勻祺及研究生來港，收集王家衛資料及訪問我，談起世新大學會在七月舉辦一個「2008王家衛電影研討會」，於是本人被劉教授邀請到世新大學擔任研討會開幕演請人。主辦單位是世新大學廣播電視電影學系，日期是2008年7月9日。這是我第一次到其他大學作開幕演講者，而且要用國語演講，心情特別緊張。那天下午剛下著大雨，系主任齊隆壬博士致開幕詞時，亦開玩笑地說，來參加研討會的人，都認同王家衛《花樣年華》的文字：「所有記憶都是潮濕的」。
今次研討會的講者（包括本人）有七人，我的專題講題是：「《花樣年華》的物件、食物與情感：六十年代香港情懷之日常生活」主要論述有關《花樣年華》的懷舊元素及香港六十年代的情懷關係，其他台灣講者有四篇是有關《2046》，一篇是《愛神：手》，一篇是《阿飛正傳》的時間觀念。從整體發表人的論文題目來看（除了本人是來自香港的影評人之外），各台灣者之論述方式，主要是引用有關時間、感觸主體、慾望等歐陸哲學及文化理論來詮釋／解讀王家衛電影。
從他們的論文題目，已看作台灣者對歐洲哲學概念及字彙詮引用於電影詮釋和引伸的偏好。例如凃盈如的論文題目是：「從班雅明的微物觀點解讀王家衛電影：以《阿飛正傳》的時間為例」，論文引用大量班雅明（德國哲學家）的哲學書藉：《柏林紀事》和《讀故事的人》有關時間、歷史、個人記憶和意識的關係，文章引用的理論語彙甚多。又如葉葦君的論文題目為：「記憶與在場：《2046》的時間視域」更運用胡塞爾（德國現象學之父）的「時間視域」和巴舍拉（法國當代哲學家）的「空間詩學」來探討王家衛《2046》的愛情故事，把《2046》電影閱讀為一種理論切入的典範。何寶藍的論文題目為：「從Bruno Latour看王家衛《2046》的視覺書寫」，亦是透過哲學家的理論對書寫和「網絡」概念，來詮釋《2046》中人與非人人交纏的影象意義。陳明珠的論文題目是：「《2046》：想像、象徵、真實中『幻見』的游移」，更試圖沿用Lacan所講的「人類真實性的三大領域」，來說明《2046》中的人物慾望活動，其實是主體永遠匱缺的慾望活動。更引用「暗爽」（jouissance）（法國字詞）來表達「2046」這個豐富的意符。
劉永皓（他是令次研討會的主要召集人，亦是王家衛專題計劃的負責人）的論文題目是：「《2046》的重複性、斷裂性與永恆回歸」，正如他在摘要所說「本文藉著尼采的永恆回歸的哲學，德勒茲對重複與差異的概念的探討，來分析《2046》中既連續又重複且同時又斷裂的問題。」劉永皓在法國巴黎第八大學獲文學博士，故論文內容充滿法國哲學家Deleuze的Difference和Repetition引用的功力。
黃勻祺的論文較特別：「王家衛導演《愛神：手》──手的在場與不在場，愛與慾的神話」論文主力分析手這個符碼在王家衛電影中的外延意議，在後半部，更運用電影符號學分析「手」和「小張」的在場與不在場作討論焦點。
從以上各台灣學者的發表論文題目來看，可以說運用理論系統來對王家衛電影作文本分析及其意議詮釋，是台灣學者解讀王家衛電影的方式。只要看看各論文所列出的參考書目，的確非常學術性。反而本人作為一個成長經歷過六十年代的香港人，以及研究香港電影發展及影評人身份來說，研究王家衛並不一定從理論系統出發，本人（作香港人身份）看王家衛的電影，是連結於香港六十年代的社群及生活背景。王家衛對上海移民在香港六十年代的日常生活的細節質感（包括食物，衣飾，物件和音樂等）的重現／重構，正是王家衛的個人記憶和集體回憶的結合。本人尤其對上海人的地方性形象特別產生興趣。
例如：《花樣年華》中出現的電飯鍋、保溫壺以及領呔的在場，本人對這些設計尤其敏感。又例如論文中提及上海社群在香港的日常生活習慣，食物和衣飾的重複性，都是重現六十年代香港情懷以及王家衛電影風格的重要元素。這些以港式獨有的生活空間、食物、日常生活所建構的懷舊氣氛，在台灣學者論述中，幾乎完全被忽略。作為一個外來者（香港）到台灣世新大學參加「2008王家衛研討會」便我反省到幾樣問題。
一、電影評論和學術研究是兩種不同的書寫實踐及功能──
且容許我大略地從地域來劃分香港、台灣和大陸的學者研究王家衛電影作一粗略的看法。
香港文化人很多以評論方式談論王家衛及其電影，方向主要是從王家衛電影的特色、與之相關的香港本土文化、香港六十年代情懷以及王家衛的上海身份來作出種種論述。例子有：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出版的《王家衛的映畫世界》（增訂版）（2004年）。不過電影評論方式總以香港電影背景及王家衛風格為大方向，不會出現太多的文化理論的套用。
反觀今次參加「2008年王家衛研討會」，發覺幾乎全部的台灣學者都喜用艱深的哲學或文化理論，將王家衛電影的互文結構以及人物慾望關係將之理論化。本人覺得很多論文好像運用歐陸理論為主，而王家衛電影只是一個範例，有點喧賓奪主之嫌。不過台灣出版界對王家衛作為一個電影「作者」，還是十分重視，例如台灣出版的《印刻文學生活誌》、《中外文學》以及《電影欣賞》都出版過王家衛特刊，對訪問王家衛、其製作方式、電影的文本分析，非常深入。
大陸學者方面，則視王家衛為風格大師，有幾篇碩士論文，都是研究王家衛的敍事風格以及後現代文化關係，有些則探索王家衛的東方美學與西方電影技巧的結合。總而言之，王家衛電影是一個香港式的外國電影的範例，論述方式傾向批判其意識形態多於美學功能。如果要粗略印象式評論香港、台灣和大陸對王家衛電影的論述方式，可以說香港是電影評論型、台灣是學術理論型、大陸是批判型。
二、對王家衛電影研究的重視及其產生的文化認知──
這次王家衛研討會規模雖小，但論文的質素和參與非常認真。雖只有一個下午，但以王家衛作為整個研討會主題，相信是華人社會第一趟。在香港國際電影節中沒有舉辦過，連各香港大專院校也沒有。可見王家衛電影在台灣學者眼中，是一個很重要的文化議題。其實在歐美各國（包括英、法文）已出版數本專書，分析王家衛電影，例如英文版有Brunette, Peter （2005） Wong Kar-wai，法文版有Nathalie, Bittinger（2007）2046 de Wong Kar-wai，香港大學出版社有Dissanyake, Wimal（2003）Wong Kar-wai’s Ashes of Time，以及《王家衛的映畫世界》（增訂版）。然而，王家衛對於香港影評界以及觀眾來說，仍屬偏門之寵，未能成大氣候。以學術論述方式，研究王家衛電影及其文化意涵的人，廖廖可數，除了周蕾、張建德、洛楓等，很難再列出其他專家論者。縱然王家衛使香港電影揚威於國際，但對其電影及互文研究之論述，仍是以歐陸為主。今次台灣世新大學辦的「2008年王家衛電影研討會」，使人眼界大開，尤其接觸到台灣學者如何運用歐陸理論概念於王家衛電影互文中，使本人更深覺電影和歐陸文化理論的系統性學術研究，早已在台灣盛行，與香港影評界的短篇評論方式，截然不同。
三、舉辦研討會的文化角色──
對香港電影的推廣和研究，在香港的主要活動，是由每年香港國際電影節以及香港電影資料館擔當，介紹香港電影導演及出版其電影分析文章，但不是以學術論文方式交流。如果是以專題形式舉辦（如七十年代香港電影，邵氏電影回顧等），只有香港大學、中文大學、浸會大學校較多舉辦。香港大學曾經以關錦鵬電影作過座談會，但仍然未達到學術性研討會水平。今次本人在世新大學的體驗是：專注以一個電影導演及其電影作學術研討，除了可吸引研究王家衛學者聚首一堂外，世新大學其實是扮演了一個重要的學術文化推廣角色。把研究者，學生和興趣於王家衛的觀眾帶入一個更專門的研究氛圍。使人意識到王家衛電影，不單是一種藝術電影風格，其電影的多層意義，生產出一連串學問論述，使王家衛電影由潮流品味轉為文化解讀。雖然研討會的討論範圍仍屬小眾，但其貢獻更為深遠。在建樹電影文化及其知識方面，香港學者值得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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